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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用工荒”和“大学生就业难”将长期并存

来源:泉州晋江人才网 时间:2013-08-16 作者:泉州晋江人才网 浏览量:

一、年轻劳动力减少导致“用工荒”

人们从来就没有想到,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。2003年之前,计生委、人口学家、经济学家都在强调劳动力过剩,并以此强调计划生育的必要性,媒体也都在炒作“民工潮”。

然而从2003年开始,中国沿海开始出现“用工荒”。笔者在2004年就认为“用工荒”是由于计划生育导致年轻劳动力数量的减少。但当时蔡昉等主流人口学家却认为是和经济形势相关的局部的、暂时性的劳动力短缺,不足为虑(2007年后才改口承认是劳动力总供给相对不足导致民工荒)。2006年公布的《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》也认为中国劳动力短缺只是结构性短缺,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规模庞大,2016年将达到高峰10.1亿人,比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,在相当长的时期内,中国不会缺少劳动力,必须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。

然而近年的情况表明,劳动力短缺并非“局部性、暂时性、结构性”,而是愈演愈烈、全线告急,珠三角告急,长三角告急,甚至江西、四川、湖南这些以往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全面告急。

其实从人口学角度是能够解释民工荒的。中国20-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在2002年达到4.6亿顶峰后,在2003年开始负增长,几乎同时出现民工荒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(向中国进口减少)暂时掩盖了中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,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回升后用工荒更加凸显。2012年20-39岁人口只比2002年下降5%,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;而到2032年,该年龄组人口只有3亿(比2002年减少1/3),对经济的影响的可想而知。

二、“用工荒”与“就业难”将长期并存

“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”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理由,其实与亚里士多德的 “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”一样荒谬。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,但是中国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理解不了“两个铁球”的原理。

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%,人口只相当于美国的63%,但是巴西的失业率略高于美国。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%,人口只有印度的3.5%,但阿根廷失业率也比印度还高。

工业革命以来,失业问题一直存在。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,农业所需劳动力不断减少;大量“失业”的农民进入工厂,生产衣服、电视、洗衣机、玩具等,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。但是工业生产的效率也不断提高,机器淘汰人力;“失业”的工人涌向第三产业,人们享受的服务越来越好。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30%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全社会的工农业需求,如果没有第三产业,70%以上的人就得失业。但是如果人口减少一半,消费市场也减少一半,仍然有70%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。

社会作为整体,人口决定消费,消费决定需求,需求决定生产,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。一个正常的社会大略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。美国3.1亿人口能提供1.6亿就业机会;日本1.27亿人口能提供0.66个就业机会;巴西2亿人口能提供1亿就业机会。中国内需市场只能提供6亿多就业机会,而实际劳动力却有8亿,这是因为计划生育既减少了年幼消费人口,又使得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67.4%(世界平均只有48%,发达国家也只有50%左右),导致“额外过剩”约1.4亿劳动力。

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,那么现在总人口14亿多;由于妇女需要照看孩子,劳动参与率降低,总劳动力反而只有7亿多。那么中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也在50%左右,就业压力大为降低。

也就是说,中国内需不足不仅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足,更是消费者数量的不足。为了保证国内的就业,中国必须发展外向型经济,就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。

而印度由于人口结构比较合理,内需市场能够满足就业需求,经济增长更主要依赖内需。

中国目前之所以失业问题还不严重,是因为国际社会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。但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即将走到尽头:

(1)、中国年轻劳动力正在快速减少,大量的企业将转移到印度、菲律宾、拉美等年轻劳动力丰富的国家,给中国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会减少。

(2)、发达国家由于老年化,购买力下降,导致国际市场萎缩。根据世界银行《世界发展指标2012》的数据,高收入国家占全球进口商品的比例从1999年的81.5%下降到2011年的67.7%。

(3)、发达国家将保护本国制造业。比如美国近年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,旨在帮助制造业复苏,增加就业。

有人说中国民工荒只是春节后才有,说明只是季节性的;其实不然,春节后民工荒之后,就有大量企业破产或转移,意味着就业机会在逐年萎缩。

有人认为产业升级可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,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。其实劳动力短缺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,相反,失业率会更高。年轻人能胜任的工作,老年人并一定能胜任,这是一个结构性失衡的问题。由于需求和消费信心不一样,年轻人作为消费者比老年消费者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得多,年轻消费者促使产业升级,而老年消费者却使得产业停滞。欧洲各国的经验表明,老年化不但导致劳动力短缺,也增加就业压力。比如日本15-64岁劳动力在1996年开始负增长,总失业率、15-24岁青年失业率分别从1980-1995年平均的2.5%、4.7%增加到1996-2011年平均的4.5%、8.6%。德国15-64岁人口在1998年开始负增长,总失业率、青年失业率也分别从1991-1997年平均的7.9%、7.9%增加到1998-2011年平均的8.5%、10.5%。中国15-64岁劳动力在2014年开始负增长之后,失业率(尤其是青年失业率)将增高。与日本、德国还不同,中国有庞大的“过剩”劳动力,“用工荒”和“就业难”将长期并存。“保就业”将是中国今后长期的政治任务。

三、高等教育超前和城市化滞后导致大学生就业难

大学生不是回农村当农民,不是当普通工人,而主要是在城市从事第三产业,少部分当技术工人。如果城市化进程跟不上大学扩招的进程,必然导致大学生就业难。

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6.7%,不但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,甚至低于比中国落后十多年的印度。1999年之后的大学扩招是必要的。

但是中国大学扩招的速度远远超前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,也比发达国家当年要快。中国大学招生从1999年的108万增加到2012年的689万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6.7%提升到2013年的30%,只花了14年时间。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55年的10%提高到1978年的30%,化了23年时间。英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1年的14.5%提高到1991年的30%,化了20年时间。法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1年的18.6%提高到1987年的30%,化了16年时间。

而计划生育却导致中国城市化却滞后于经济发展。如果工资合理,那么一个劳动力的收入就完全能够让全家进城生活;由于消费在城市,又增加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机会,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增加,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。企业也有产业升级的动力。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导致劳动力“额外过剩”,长期低工资(最近几年在劳动力短缺的倒逼下才涨工资),消费者数量和人均消费能力双重降低,企业也没有及时进行产业升级(自主创新落后,对大学生需求不足),使得中国工业化不能转变为城市化。农民工无法承担全家人进城的开销,出现了中国独特的“留守儿童”、“留守妇女”现象。生产与消费异地,导致城市消费不足,城市化滞后,第三产业迟迟发展不起来。以可比的1990年国际元为标准,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$10000,相当于英国1967年、法国1968年、日本1971年、韩国1993年的水平;当年这些地区的城市化率分别为77.5%、69.5%、72.6%、76.5%。而中国2013年城市化只有53%。可见,中国的城市化是滞后的。

而2013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却高达30%,相当于法国1987年、英国1991年、日本1978年的水平;当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率分别为73.8%、78.2%、76.0%,劳动力中从事第一产业(农业)的比例分别为6.6%、2.2%、11%,从事第二产业(工业)的比例分别为30.4%、31.1%、35%,从事第三产业(服务业)的比例分别为63.1%、65.6%、54%。中国2013年劳动力中从事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34%、30%、36%。第三产业发展滞后,根本不可能容纳如此高比例的大学生就业,导致大学生就业难。中国的高校毕业生已经从2001年的103.6万增加到624.7万,今后几年还将继续增加。累计不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,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
四、劳动力短缺、大学扩招导致中国制造业衰退

劳动力短缺加上高等教育大跃进,将降低制造业的竞争力。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,也意味着企业所需的技术工人、普通工人将补充不足(毕竟完整的产业链需要各层次的劳动力,某些员工由企业培训比由大学培训更好)。

日本就是前车之鉴,1980-1994年日本劳动力中从事工业的比例稳定在34%、35%。但是1995年后15-64岁劳动力开始负增长后,一方面由于年轻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,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4年的38.7%上升到2010年的59.7%,导致制造业所需的年轻劳动力补充不足,日本劳动力中从事工业的比例从1994年的34%下降到2010年的25%,同期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数量从2200多万下降到1600多万(并且年龄结构老化),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94年9.2%下降到2011年的4.5%。进入全球500强的企业从1994年149家下降到2012年的68家。

欧盟在1999年前,30%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工业,出口占全球比例一直在40%以上。但是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比例从1998年的30.3%下降到2011年的24.1%,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98年的42.9%下降到2011年的33.1%。

韩国是另一个例子。韩国的高等教育也是大跃进,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1年的7.25%提高到1990年的36.8%、2000年的78.8%、2010年的103%(世界第一)。由于制造业补员不足,韩国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比例从1991年的36%下降到2000年的28.1%、2010年的17%(低于日本和欧盟)。意味着韩国制造业可能将衰退,出口占全球比例可能即将下降,并且下降幅度可能将比日本1995年之后要大。

韩国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也导致生育率的快速下降(从1980年的2.8下降到2010年的1.2):增加了家长的养育成本,提高了年轻人的就业压力(从而降低生育愿意),挤压生育时间,改变生育观念,抬高婚育门槛。韩国由于2000年以后的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,今后劳动力下降速度将快于日本,今后经济衰退速度将超过日本。

中国20-39岁年轻劳动力在2003年开始负增长,15-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在2014年开始负增长。2012年中国高校招生689万,已经相当于该年18岁人口的36.7%了。而18岁的人口却从2006年开始负增长,从2005年的2577万减少到2012年1878万、2028年的1367万(比2005年下降差不多一半)。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后负增长。如果继续保持2012年的招生规模,那么2028年招生人数将相当于18岁人口的50.4%。意味着今后大量高校将破产,也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将衰落。

今后中国高校生源短缺,在家长(独生子女寄托了家长所有希望)和高校强大的推动力下,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步韩国的老路继续飙升,将导致“人口制造业”和“物质制造业”双重下降。

第三产业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。如果实体经济出现衰退,那么第三产业就发展不起来。普通工人的补员不够和结构老化(4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比已从2008年的70%下降至2012年的59.3%),将导致中国制造业萎缩,也阻碍第三产业的发展,将进一步加剧“大学生就业难”。中国将出现“用工荒”和“大学生就业难”长期并存的局面。

(原标题:“用工荒”和“大学生就业难”将长期并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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